刘思坤:教育问题的根源不在文理分科

教育部2月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启动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工作进展情况向广大媒体公报。《纲要》直面教育领域中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涉及到的如“针对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深化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都为重点征求意见对象。田慧生在会上通报了公众对此纲要参与的情况：截至2月6日上午10时，共收到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5337 条，其中教育部门户网站收到帖子2835条，电子邮件2254封，信件248封；共编发摘报32期，每周综述3期，半个月综述1期，1个月综述1期，每日报告20期，累计90余万字。从来信的作者来看，标明为退休或马上要退休的教师及干部占的比例较高，其中年龄最大者为91岁高龄的老人。
    这种行动之所以引来社会极具热情的参与，部分是因为目前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令人揪心：中学生心理素质偏差、课业压力过大、身体素质较低、大学生知识面过窄、对社会认知有扭曲、文凭缩水、工作难找，城乡教育水平进一步拉大、好学校、好教师资源稀缺，等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热议，此次纲要发展规划，人们纷纷通过提建议的方式，期待能够改善教育问题，惠及生活在中国热土的莘莘学子。

教育问题的根源

    然而，解决问题的心情虽然急切，但如果找不到问题根源，则难以奏效。
    依笔者看来，中国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是知识的意识形态化、管理的行政化与教师选拔的官本位化，没有把学生看成一个个活生生、有尊严有人格的可塑之才。因管理体制僵化，管理与教学人员内耗激烈，只求学生在校期间“不出事”，更遑论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挖掘与有意识的培养。
    对学生来说，用无法提供知识与思维范式的政治教育替代本来丰富多彩的人类学说，导致学生虽然思想“根正苗红”，却因无法获得丰富的知识，只有好的品德却没有智慧，无法从“好人”变成“能人”，当用确定的、僵化的知识面对极具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时，产生迷茫与怨恨。
    对教师来说，用简单的量化指标与不得阳光的人际关系来界定本应通过权威的学术考核才能通过的教授资格，导致领导的个人意志替代了可靠的人才选拔，有限的行政资源又成为众多学者争相抢夺的对象，学者的本职不再是教书育人，而是为争抢无意义的行政岗位而处心积虑。
    如此酿成的后果是，学生对学校与老师缺乏认同，学校与老师对学生没有感情。学生对学习生活的回忆大都停留在与朋友的情感交往层面，而鲜见思想知识层面的提升；学校对学生的印象大多是一个数字或者名词，没有青春期应有的血性、生动的生命个性与创新能力。
    这一恶劣“校生关系”的背后，是国家行政权力对教育资源的控制。
    这种控制在中国高校中存在普遍。由于行政垄断了学术资源，本应自身形成学术圈子与评价体系的高校依赖于国家分配的课题资源，不仅不以丧失独立性为警觉，反而以申请到国家级、省级课题多少多少项而自豪，并为此大力宣传。权力的计划之手紧紧扼住大学独立自由的精神，导致高校教育成果，成为行政权力分配的结果，而不是高校自身努力创新突破的自主成果。
    自然，减少行政权力对教育的控制，改为对教育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外在管理，给学校，尤其是高校以足够的自由行动空间，适当引入高校系统内部的竞争机制，当是下一步教育改革的方向。

社会的市场精神VS 高校的计划分配

    自决策层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市场经济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精神的重塑：自由、规范、突破。高校僵化的计划分配管理体制，在面对市场精神时显得猝不及防，由此生产出的大学生，自然无法得到企业的普遍认可。
    公权力控制在高校的具体表现为各级团委党委。他们存在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思想”、分配行政资源。而对于大学来说，其安身立命之本在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各种学说、各种理论能够在校园内部自由流淌与传播，将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通过一次次的辩论与碰撞延续下去。显然，思想是无法进行管理的，更是无法控制的。面对市场经济对人才的各种细分化需求，高校僵化的体制反应缓慢，无法适应社会激烈的变化，更难以提供符合社会要求的紧缺人才。中国经济的激烈转型与高校依然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机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高校自身没有主动变革，二者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如今已经通过大学生就业难现象，从外部对高校施加了压力。而即便是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市场经济本身对人才的渴望依然强烈。中国下一步的经济腾飞，离不开大批人才培养。

市场经济呼唤更独立自由的劳动者教育

    鲍莫尔教授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根本是企业家精神的主动挖掘，它们能够将技术、管理与创新应用于生产性领域。而新兴国家一般为国家主导型与寡头型经济。这一经济体特点是：企业家将有限的精力放在寻找租金等非生产性领域上，而对生产型领域注入不足。根据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的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从而催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寻租的本质是用自身的资源换来公权力为自己谋利益。同样的道理，因为有国家权力对教育资源分配的深度介入，教授也在寻找寻租、当官的机会，即产生了许多御用文人，扭曲了大学定位，污染了学术独立精神。
    与此同时，由于教育选拔与培育人才机制被公权力扭曲，大学教育功利化与世俗化特征明显，教育质量降低，同时社会欠缺的人才无法从高校机构得到弥补，企业招聘毕业生后往往要花大力气重新培养，成本高昂，无形中增加了市场经济发育的难度。显然，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非正常干预，高校内部寻租与企业高成本再培训人才的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市场经济呼唤更独立自由的劳动者教育。

    需要强调的是，提倡教育领域学习市场经济的自由精神，并非意味着教育产业化。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并不可行。教育本应属于公共品，即便内部再如何细分（如职业技能培训等），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为社会培育有劳动技能与认知能力的劳动者，大学生也在其中。教育走向公益化的依靠力量不是国家拨款，走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机制也有偏离的可能，这种力量只能依靠社会非营利组织，比如各类慈善、教育基金，NGO组织等，教育资金的来源不应有公权力的影子，而要有公益资金的支持。这种机制要求整个社会有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然而，中国目前的国情尚无实现条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市场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突围，成效斐然。未来中国的发展，应在公民社会的建立、法治独立与民主发展等社会政经领域有所作为。教育在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中，必然会寻找突破公权力控制的缺口，逐步培育出自身独立的精神内核，从而走向真正的自由。